读萧易的《知·道——石窟里的中国道教》，颇觉津津有味。不仅由于此前专门研究道教石窟的书寥寥无几，也因为该书的切入方式与角度，让人耳目一新：萧易既系统地梳理了道教石窟的沿革、盛衰以及造像风格的衍变，解析道教石窟凝固了怎样的俗世愿望，也讲述历代皇权和神权的彼此倚重、互相借力，介绍武侠、神话跟史迹的差异或交叠，还勾勒了古时形形色色的石窟供养人的生平事迹……神仙形象，庙堂心思，民间渴求，江湖恩怨，世道变迁，尽皆容纳书中。 萧易也从道教龛窟入手，饶有趣味地回溯一些神灵的来龙去脉：赵公明从晋代《搜神记》中的冷漠冥将，从隋代的讨厌秋瘟，最后怎样变成了掌管世间财源、广受喜爱的神明？唐代名医孙思邈如何完成从人到神的转变，成为“灵丹妙药最灵”的药王？早年在民间影响不大的关羽，后来被步步抬升为“关圣”——勇武与忠义的化身，其间经历了什么样的造神史？在马致远、汤显祖等人笔下逐渐显影、成型的戏剧角色，与国人耳熟能详的八仙，是怎样重叠的？ 有时候，他还别具慧眼，澄清某些众口一词的不确之处：剑阁县碗泉乡泉水村的一座简陋小庙，屡屡被中国道教石窟史提起，因为《剑阁县志》曾记载，庙中岩壁上曾发现一则东晋“大兴二年”的题记。如果此说确凿，这就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道教龛窟。萧易专程前往小庙，仔细观摩崖上崖下的造像风格，借助电筒光在漆黑的房间寻找，又逐一辨认岩壁上斑驳的题记——未见“大兴二年”痕迹，倒发现“贞观……九月十一日杨……”字迹。综合造像风格与题记内容，他确认老君庙石窟应开凿于唐代。曾被学术界频繁引用的“东晋题记”，原来是一场误会。 之所以能够在佛教、道教石窟研究中获得许多第一手资料，独有发现，得益于萧易持续不断的实地探查与扎实的案头功夫。他的包里总是背着一两本书，时不时见缝插针地掏出来看几页，或者记两则笔记。有八年时间，他专注于佛、道石窟的田野调查，足迹遍及山东、北京、山西、陕西、云南、湖南、重庆等地。川渝境内巴中、洪雅、丹棱、仁寿、绵阳、剑阁的荒凉山岭或林边地角，散见道教龛窟藏身，萧易写作《知·道——石窟里的中国道教》期间，也就不时去踏访那些杂草齐腰的深山野径，攀陡峭岩壁，临百米深渊，钻荒僻古洞，俯仰张望，近身贴近玉皇大帝、天蓬元帅、文昌帝君、赵公明、土地公公等。他从外地回到办公室，经常兴致勃勃地讲起刚刚寻访过的道教石窟，他涉足的某山某沟，我这样的老四川人往往都闻所未闻。 萧易倾心从事的，是难能可贵的抢救性工作。他此前拜访过的那些古代龛窟，有的还算幸运，依旧保存完好，但其中很多已经惨遭人力毁损，或在时光中风化、漫漶。他虔诚记录的，既有道教石窟一千多年的多姿多彩，也有它们逐渐淡出的影像和感伤的残迹。 这位扬州才子大学毕业后一直是我们副刊部年龄最小的一位。当一群中老年人七嘴八舌说起陈年往事，他往往一脸懵然，因此也经常被大家倚老卖老地调侃。每当这种时候，萧易绝无丝毫气恼或者心虚，他已经习惯了好脾气地躲避锋芒，一笑了之。其实，萧易不知近事，却熟谙古事，这位80后年轻人，迄今已经出版了《古蜀国旁白》《纵目神时代》《金沙》《空山》等一系列书籍，从书名即可知道，他的注意力着意投向的，是成都以及巴蜀3000多年来的悠久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