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2015年10月5日，当国都还沉浸在建国66周年的长假中，晚上传来一则喜讯：瑞典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宣布中国中医研究院屠呦呦研究员因为发明了青蒿素治疗疟疾药物，挽救了几百万人的生命，从而与另外二位科学家共同分享了获得2015年度诺贝尔医学奖。消息令人振奋。作为一名从事道教医学研究的学者，笔者更是感慨万分。屠呦呦发明青蒿素药物，其最关键的一个技术环节是受到道教科学家、道教医学家葛洪著的《肘后备急方》古方 的启发。 古老的道家文化不仅仅只是陈列在博物馆里供人把玩的“古化石”，也是透视现实社会的“活化石”，其精华有其现代性意义和价值。 道教医学养生文化的现代性意义值得深思！ 回顾屠呦呦研究的成功之路，我们有很多很多感触： 2011年9月23日，81岁的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屠呦呦因“青蒿素”治疗疟疾药物的发明获美国纽约拉斯克奖。 1964年，代号为“523”的疟疾防治药物研究项目正式启动，持续了13年，参加单位有60多个，常规工作人员五六百人，前后参与者二三千人之多。 1969年， 时年39岁的屠呦呦以中医研究院科研组长身份加入到523项目。 查阅中医古方，试图从找到出现频率较高的抗疟疾中草药或者方剂。 青蒿提炼物有明显的抗疟疾效果，对鼠疫原虫有百分之六十到八十的抑制率。 1971年下半年，屠呦呦从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收到启发： 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受此启发，屠呦呦抛弃了习惯用水蒸馏提取方法，改用低温萃取，终于获得成功。 中国人第一次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这一中国盼望多年的的诺贝尔科学奖给予我们道教界和学界很多启迪： 道教之道，既是宗教之道，又是自然之道，也是科学之道。按照学术界一般的理解，宗教。哲学与科学有着难分难解的相互关系，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熔铸了每个民族历史与社会发展的文化思想基因。 笔者窃认为，科学乃分科而学，遵循的是化繁为简的简单性原则；哲学是人类智慧的学问，是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学问，是将简单问题上升为复杂问题进行思辩的学问，姑且可以戏称其遵循的是化简为繁的复杂性原则；而宗教则是关注人类精神家园，为芸芸众生寻找的安身立命之的信仰图景。作为中华传统宗教的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与追求，道教之道是“玄之又玄”的“众妙之门”，蕴涵有自然与生命之道。与“科学分科而学”相呼应，道教乃是分宗而教。历代道门人士高扬“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大旗，以“我命在我不在天”的积极探索精神，上观天文，下察地理，中究人情物理。道教不但在天文历法、地理、化学、医学、数理及生物生命科学方面方面有许多具体而微的科学贡献，在自然探索的思维方法与思维模式上也孕育形成了富有道教特色的科学之道，笔者将其概括为“观变察机”的观察思维、“参验”与“勤求试之”的实验思维、“博闻善择”、“由易及难”的认知思维、“精辩玄赜”、“析理入微”的逻辑思维等四个方面，这种科学之道乃是道教人士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体悟人与万物之理活动中积淀形成的道教科学思维方法，是道教在认识自然和探索人与自然关系过程中逐步孕育的，道教科学思维方法深深地打上了时代和道教文化传统的烙印，带有鲜明的道教特色。道教对天地自然的态度和思维方式不仅有助于古代科学的发展，而且其精华也给现代人们以许多启迪，可为现代人处理好自然、社会与人类的协调发展关系提供某种借鉴。 道教是以“道”为最高信仰的宗教，道教的全部教理教义和修行活动都是围绕“道”为核心展开的。道书对道的诠释，其出发点一方面是站在宗教神学的立场上，将道释为道教的最高神灵，神仙之道是道教之道的内核，道教长生信仰是道教教义的核心，也是道教区别于宗教的最重要特质；另一方面，其道论往往借助宇宙生化论模型来建构，带有明显的自然哲学色彩。《云笈七籤》卷三《道教本始部》对“道教三洞宗元”说做了阐述： 原夫道家，由肇起自无，先垂迹感生乎妙一，从乎妙一，分为三元，又从三元变成三气。又从三气变生三才，三才既滋，万物斯备。其三元者，第一混洞太无元，第二赤混太无元，第三冥寂玄通元。从混洞太无元化生天宝君，从赤混太无元化生灵宝君，从冥寂玄通元化生神宝君。 道教宗元于三洞，以三洞为三元，道教的基本信仰和经教体系都是以此为理论基础。三洞之元，本同道气，道气惟一，应有分三。也就是说，“道”是宇宙的本原，自虚无感生妙一，妙一衍化为三元，第一混洞太无元，第二赤混太无元，第三冥寂玄通元。一方面，由三元变化为三气，三气分别是始、元、玄三气，再由三气化生万物。另一方面，道教的三元分别代表了道教的三位最高神灵三宝君，因三宝君分别治于三清境，故又称三清尊神。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道教的道论是宗教神学思想与宇宙论相结合的产物。道教不但以道御术，以道驭术；同时强调寓道于术，以术显道、以术演道和以术进道，追求道术合一、术道圆融不二，故道教方术、方技异常发达。道教对长生向往和追求，必然重视对生命自然现象的研究，竭力研发各种延生方术，从而为道教与中国传统科技发生关联奠定了厚实的基础。道教的各种内修外养术如外丹黄白术、导引服气、存思、服食、房中、星占、堪舆诸术，都曾与中国古代的医学、药物学、化学、天文地理、算学、养生学发生过千丝万缕的联系。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影响之深、贡献之大，这在世界宗教史与科技史上也不多见。以至于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曾做出过这样一种判定： 道家哲学虽然含有集体主义、宗教神秘主义以及个人成仙的各种因素，但它却发展了科学态度的许多最重要的特点，因而对中国科学史是有着头等重要性的。此外，道家又根据他们的原理而行动，由此之故，东亚的化学、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和药物学都起源于道家。 李约瑟这里所说的道家是广义的，包括道教在内。李约瑟不仅看到了道教在中国传统科技发明、知识积累中的贡献，而且还明确指出道教在发展科学思想方面的作用及其意义，即“发展了科学态度的许多最重要的特点，因而对中国科学史是有着头等重要性的。”这一观点值得重视。道门中人千百年来在其长生不死宗教信仰驱动下，出于宗教修持和延年益寿的需要，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究人事，孜孜不倦地探索天地自然与生命奥秘。不仅在广涉医学、药物学、养生学、天文历算等领域都孕育并积累了丰富的科学思想，而且在在科学思维和科学研究方方面也蕴育形成了深刻的科学思想。道教科学思想之所以如此丰富，同道教科学家的科学思维方法有密切关系，正如王明先生所指出的：“葛洪在距今一千六百多年前就初步孕育着物种变化的思想不能不归功于科学实验和细致观察。” 因此笔者以为：道教之道，既是宗教神仙之道，又是自然之道，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科学之道。本文拟从科学思想和科学思维方式这一视角，围绕道教科学家“仰观俯察”、“观变察机”、“参验”、“勤求试之”、“析理入微”、“由易及难”、“原始反终”的科学思维方法与思维方式，进行专题论述，以就教于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