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至圣先师、儒家始祖，孔子务实入世、乐观通透，他的思想博大精深，影响深远，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其中不乏丰富的处世学问。 行忠恕之道。“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参以“忠恕”二字概括孔子一以贯之之道。忠恕之道可一分为二，一为“忠”，孔子说：“与人忠”，“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朱熹解释说：“尽己之谓忠。”司马光说：“尽心于人曰忠。”“忠”是要求人发自内心、竭尽全力地待人处事，担当好自己的社会角色、履行好道德责任。一为“恕”。孔子曾对恕作过解释，他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求人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孔子家语》记载，孔子雨天出行，没有车盖，有人告诉他子夏有。孔子说：“我听说与人交往要发扬他的长处，避开他的短处，子夏这个人吝惜财物，我向他借车盖，如果他不借给我，会有人说他小气，不尊敬师长，如果借给我，他自己又会心疼。”孔子从子夏的角度考虑，包容他的缺点，没有向他借车盖，此为“恕”。忠恕之道体现了孔子悲悯、包容、豁达的胸怀。 分善恶之别。孔子主张仁爱、中庸，但他并非老好人。他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真正的仁者能正确对待是非善恶，爱憎分明。《论语·子路》记载，学生子贡问孔子：“乡人皆好之，何如？”孔子答曰：“未可也。”子贡又问：“乡人皆恶之，何如？”孔子又答：“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这里，孔子提倡树立一种“善者好之”“不善者恶之”的观念。孔子本人善恶分明、疾恶如仇。对于表里不一、伪善逢迎的“乡原”一类人，他直呼：“乡原，德之贼也”；对于学生冉求帮助富可敌国、把持政权的鲁国大夫季氏敛财的行为，他扬言：“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对于季氏“八佾舞于庭”这种僭越周礼的行为，他痛斥：“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对于不懂孝悌、无所成就、坐没坐相的原壤，他训诫之余“以杖叩其胫”。齐鲁两国夹谷会盟，孔子作为鲁国大司寇兼任会盟的司仪，面对齐国对鲁定公加以羞辱甚至武力挟持的图谋，他针锋相对、步步为营，不仅打破了齐国的图谋，还迫使齐国归还了从鲁国侵占的3处土地，维护了鲁国的尊严和利益。孔子的明辨是非善恶就是儒家讲的直道。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何如？”孔子说：“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孔子反对没有底线的盲目善良、没有原则的一味忍让。 明义利之辨。孔子重义轻利、先义后利。但是在孔子那里，义和利并非完全对立的关系。孔子重义，他说：“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同时，孔子并不排斥利，他明确表示：“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义利当前如何取舍？答案就在于“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义然后取”。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求得富贵、摆脱贫贱都要遵循道义原则。《吕氏春秋》记载了“子贡赎人”和“子路拯溺”的故事：“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鲁人必拯溺者矣。’”子贡赎人而不取赏金，看似高风亮节，实则不利于社会风尚的塑造；相反，子路拯溺而受牛，既体现了自己的仁爱之心，同时也能鼓励他人见义勇为。所以，在孔子看来，对于利，取或不取要以义为标准，若取之有利于公序良俗、民生福祉，则当取。 践中庸之德。这是孔子行事的重要原则，也是孔子眼中德的至高境界。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赞扬《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描述君子之风，“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突出不偏不倚，中正适度，这都是中庸之德的体现。孔子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君子为什么能做到中庸？原因在于其知晓时中之理。中庸作为一种行事方法，并非一成不变，而是要审时度势，因时因势变通。孟子之所以称颂孔子是“圣之时者”，就是因为孔子能做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毋必”“毋固”正是时中主张的表现。孔子曾一一评价古代圣贤伯夷、叔齐、柳下惠、少连、虞仲、夷逸等，认为他们坚守一端，而自己则不同，“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在孔子看来，“可”与“不可”并不绝对，要因时因事决定。如，孔子重“信”，但“信”与“不信”没有绝对化。“孔子去陈。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斗甚疾，蒲人惧，谓孔子曰：‘苟毋适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在孔子看来，制止叛乱是大义，与蒲人的盟约是小信，为求大义，不得已可失小信。这就是孔子说的“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也是孟子说的“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践行诺言要分情况，没有远大的眼光与气度，只知一味死守原则而不知变通的人不能算作是具备中庸之德的君子。